：本文以女性网络主播为例，探讨平台劳工的劳动过程与身份认同出现的新变化。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收集田野资料并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在平台的薪资制度、竞争制度、弹性用工模式的作用下，劳动者在平台上的劳动空间之外开辟出“第二层劳动空间”进行隐蔽的情感劳动，并塑造商品化的“人设”以迎合观众的消费需求。其结果是劳动空间被无限扩大、劳动力再生产空间被挤压、劳动者的自我身份被全面商品化。平台技术深刻影响了服务业中的女性劳动者，看似“自由”的平台劳动者实则在牺牲自由的同时面临异常严重的剥削与异化。

　　下午两点，笔者来到J在上海的寓所，此刻她刚刚“下播”。见面时她的脸上依旧带着直播时的妆容，眼睛戴着美瞳，身穿直播时的少女风格的衣服。客厅里布置出的一小块空间便是她直播的地方：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麦克风、一副耳机、一个摄像头以及各式各样的化妆品，面朝桌子摆放着两个落地式补光灯。桌子后面的沙发上装饰了毛绒玩具和led彩灯，这是直播时身后的背景。每天早上九点左右起床，J开始直播前的准备。化妆、调整设备、设置直播间，中午十二点准时“上播”，播到下午两点。J在繁华地段租住的这间寓所既是家也是工作场所。下午三点，J还没有吃午饭，于是点了外卖。访谈时J有些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六点半，到了她的晚班时间。离开播还有十几分钟，她打开电脑调试好直播间，然后拿起化妆品迅速补妆。她说：“要先调整一下状态，不然上播的时候哭丧着脸就不好了。”片刻后，镜头前传来的不再是访谈时那个慵懒的声音，而是她用活力满满的声音与直播间的观众们打招呼，开始了晚间的工作。

　　如今像J这样在直播平台上工作的网络主播数量过亿。平台技术对服务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型服务业应运而生，网络直播便是其中之一。网络直播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红人依靠大规模粉丝群体形成消费市场、从消费者身上获取收益，以消费者为导向包装自身形象并生产符合消费者偏好的内容，注重内容的多样化与定制化，具有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特征。“网红经济”变现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利用网络直播中的“打赏”、送礼物的功能使粉丝消费。2016年以来，以泛娱乐直播为代表的网络直播市场规模迅速扩大①（艾瑞咨询，2017）。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17亿，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5亿。从事主播的人群中，女性占比高达78.8%，男性仅占21.2%，男女主播比接近1：4，在全职主播中这一分布更为明显，男女主播比为1：5；收入方面，9.6%的兼职主播月收入超过万元，21.0%的全职主播月收入超过万元（新华网，2019）。网络主播通过即时表演的方式制造休闲娱乐内容，与观众互动并为其提供无形的观感与体验，生产和消费在劳动过程中同时进行。网络直播依托于平台，平台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基础设施，它是将生产商、供应商、客户等不同主体聚集在一起的媒介，在促成各个主体相互沟通的同时通过后台架构以控制交互的可能性（Srnicek&Desutter,2017）。平台的出现挑战了学者惯常意义上理解的劳动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平台创造了互联网上的劳动空间，扩展了劳动空间的边界，模糊了劳动与非劳动、生产与生活的界线。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围绕网络主播展开的田野调查，尝试展现女性网络主播的劳动过程并探讨平台在其中的深刻影响。

　　女性借助平台从事主播行业，涉及性别、资本、服务、空间、时间等要素的新组合，核心问题仍可以通过“劳动过程”（laborprocess）理论进行分析。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将劳动过程研究从传统行业扩展至服务业。服务业中劳动者为顾客提供无形的服务与感受，“情感劳动”（emotionallabor）是其突出特点（Hochschild，1983）。“情感劳动”指劳动者管理与调动表情、情绪、情感，依据特定规则在顾客面前展现出相应的情感与情绪的劳动过程。“情感劳动”研究包含两种视角，其一聚焦于工作（job-focused）,强调劳动者与顾客的互动，要求特定的情感表达；其二聚焦于劳动者（employee-focused），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管理情感的过程（Brotheridge&Grandey，2002）。在第一种视角下，研究者指出顾客的异质性使相同工作中的“情感劳动”出现程度上的差异（Kang，2012）；与顾客的互动过程需要依附于性别气质的情感表达（Melosh，1982；Cockburn，1985；Reverby，1987）。在特定的工作中，女性认可并愿意展现女性气质，情感表达是对女性身份的肯定（Leidner，1991）；也有研究者认为“情感劳动”中的女性气质往往意味着服从（Acker，1990），加强性别劳动分工的同时固化和再生产了性别不平等（苏熠慧，2018）。在第二种视角下，霍赫希尔德（1983）指出劳动者的“情感劳动”过程包含“浅层伪装”（surfaceacting）与“深层伪装”（deepacting）。前者指劳动者通过管理表情、声音、动作等展现出情感；后者则是劳动者有意识地表达内在情感，利用何种“伪装”取决于劳动者与场景（Ashforth&Humphrey，1993）。“情感劳动”具有重复性与脚本化的特点，劳动者为了省力通常会发展出习惯性的程式化的情感表达模式（Ashforth&Fried，1988）。一些行业要求高度程式化的情感劳动，另一些则在程式化的基础上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自主性（Leidner，1993，1999）。资方或管理者会提供脚本化的情感表达模板，嵌入于劳动培训和日常管理的过程之中。

　　情感劳动理论揭示出劳动者需要调动自身的不同方面，包括外在的情感及内在的自我（selfhood），因而情感劳动何以影响劳动者的自我身份认同（personalidentity）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per⁃sonalidentity）与社会身份认同（socialidentity），后者指个人对特定社会类别群体的归属，如性别身份认同、职业身份认同等（Ashforth&Humphrey，1993）。在关于制造业的研究中，学者已注意到劳动对身份认同的影响，特别是阶级属性和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劳动者将阶级属性投射到劳动身份中、以阶级属性预设职业身份特征，在与其他群体对比的基础上建构自我身份，最终阶级属性内化于劳动者的自我认同之中（Lamont,2000）。在服务业中，劳动者与顾客常常处于结构性不平等之中，劳动者将劳动身份中的阶级属性与外在的结构性不平等转移到自我身份建构中，在劳动过程中建构出处于高位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缓和社会身份上的不平等位置（Sherman，2007）。在情感劳动研究中，身份认同视角从关注外在社会身份属性转向了更多地关注“自我”。霍赫希尔德理论脉络下的研究认为情感劳动中的劳动者具有真实的自我（authenticselfhood）和表演的自我（performativeselfhood）（Sherman，2007），表演的自我是劳动者在劳动中形成的社会身份、是商品化的对象，两个自我之间的分离可以视作社会身份与自我身份之间的分离，同时研究者已注意到相比于剥削商业化的情感，剥削“自我”更加严重（Leidner，1991）。服务业领域劳动过程的研究成果所给予的启发在于，关注在情感劳动中劳动者的自我以何种方式被裹挟进商品化过程中、异化在何种意义上对劳动者产生影响。

　　在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背景下，依托互联网的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崛起，劳动方式与劳动过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样态，情感劳动也深受影响。资本进入互联网领域产生了数字经济，它与后工业社会以来的“社会工厂”（socialfactory）相结合，使劳动发生了深刻变化（Terranova，2000）。互联网本身成为了“社会工厂”，生产与消费在自由劳动力范围内重新配置。依托于互联网的“灵活积累”，资本主义迅速席卷全球（Harvey，1990）。“灵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生产方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呈现出时空压缩的特点，资本与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整合。在劳动者身上体现为工作时间空间高度灵活，工作从工厂和办公室扩散到家庭内（卡斯特，2006），工作场所、家庭场所、公共场所的边界日趋模糊（Standing，2011）。活跃于数字经济中的劳动者被称为数字劳工或网络劳工，无形内容是其生产出的重要产品，商品更像过程而非成品（Terranova，2000）。数字劳工具有“非物质劳工”（im⁃materiallabor）的特征（Hart&Negri，2000）。劳动内容革新的同时劳动者被推入不稳定劳动（precariatlabor）的深渊——临时工、零工成为普遍的用工形式，劳动者的职业身份发生了改变（Harvey，1990），“无酬劳动”增加了数字劳工的不稳定性（Huws，2013）。平台为处于分散状态的个体劳动者提供了工作空间，它将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连接成为闭环，劳动形式骤变。在以平台为依托的信息产业、创意产业及服务业中，弹性雇佣制度（flexibleemployment）普遍存在，体现为工作任务灵活、缺乏制度性保障、雇佣时效缩短（姚建华、苏熠慧，2019），劳动合同灵活、管理形式由直接监管转变为间接监管（Har⁃vey，1990）。平台利用外包、众包、弱化正式劳动关系等方式使劳动控制变得隐蔽（梁萌，2016；吴清军、李贞，2018；赵璐、刘能，2018；杜鹃等，2018）。平台以极大的弹性将大众的创造力与闲暇时间纳入劳动过程之中，使生产与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胡慧、任焰，2018）。平台将娱乐休闲活动劳动化和商品化，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数字劳动剩余价值（蔡润芳，2018）。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平台如何利用制度、管理方式与意识形态实施控制，较少涉及平台上的情感劳动，同时对平台时空特征的影响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变化关注不够。

　　在我国，平台经济催生出大量“信息服务业的情感劳工”（邱林川，2009）。网络主播、职业“网红”等新型职业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依托平台的新型服务业使劳动者身处不同于传统服务业的新状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工作的女性网络主播。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揭示出，平台通过去标准化的薪资制度、打造“命运自主”的平台经济意识形态以实现劳动控制（徐林枫、张恒宇，2019）；女主播在劳动过程中投入大量情感劳动，通过调动顾客的情感以实现“情”到“钱”的转变（涂永前、熊赟，2019）。本文认为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安博体育步讨论平台的时空特征和用工模式对情感劳动过程及劳动者主体的影响。平台使情感劳动的时间、空间更加灵活，同时，弹性用工模式使劳动者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这与传统情感劳动中的管控完全不同，因此本文将平台特点纳入情感劳动的范围中重新考察“劳动过程”，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平台经济中情感劳动如何进行？其劳动过程与传统情感劳动有何区别？平台的时空特征对情感的商品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情感商品化在何种意义上影响劳动者的身份认同？

　　网络直播也被称为网络表演。根据直播内容上的差异，网络主播分为娱乐主播、游戏主播、户外主播、电商主播等类型。娱乐主播在直播间内进行即时表演，以展示才艺、与观众聊天等方式为观众提供娱乐休闲内容。本文研究对象是娱乐主播中的女性主播（后文简称为主播），娱乐主播中女性占比较大，其观众中男性占比较大。以本文研究对象为例，该领域涉及四个主体，分别是主播、观众、直播平台、公会（或称经纪公司、主播工作室等）（见图1）。直播平台处于产业链顶端，是行业规则的操控者，联结公会、主播、观众。资本大量进入直播平台后，直播市场在数年内被一些综合性泛娱乐平台瓜分①，每个平台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涉及内容广泛。平台为主播提供“网络直播间”，主播要想开播就必须依赖于平台。平台为观众提供娱乐休闲空间，观众在平台上注册账号观看直播，购买平台上的虚拟礼物赠送给主播，称作“打赏”或“刷礼物”。为了将收益最大化，平台必须依靠大量主播源源不断地进行内容生产，为此平台将招募、管理主播的业务外包给公会，公会负责招募、培训并向平台输送主播②。平台一方面直接对接公会，另一方面借公会之手管理主播，既能获得充足劳动力、确保内容生产的丰富性，又能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平台使公会之间相互竞争从而确保自身活力③。平台与公会均从主播的收入中获取分成，平台分成比例最高，公会次之，主播是被盘剥的底层。平台、公会与主播签订灵活、个性化的工作协议，每位主播的工作时长、“礼物流水”、薪资分配比例等都不相同，这充分体现了“后福特式”的管理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工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而是一种商业合作协议，平台以此逃避劳动法规的制约①。

　　本研究的田野时间为2017年9月至10月、2018年9月至10月、2019年4月至6月，共7个月。收集资料的方式是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表1和表2列出了受访者信息，共16人，包括12位网络主播和4位主播工作室负责人，所有受访者的身份信息都做了匿名处理。受访者中全职主播8人，兼职主播4人，兼职主播均为高校学生。每次访谈时间在1至2小时，对部分受访者进行过两到三次回访。此外笔者还通过观看受访者直播以及拜访的方式参与观察她们的工作与生活。

　　平台技术重新安排了劳动者的劳动与非劳动，在主播身上体现为创造出两层劳动空间和第三层劳动力再生产空间，划分依据是主播所进行劳动的场所在平台与否。本文认为劳动空间的分割是理解网络主播劳动过程的有力工具，主播的劳动过程延伸至平台之外，两层劳动空间中劳动内容和劳动特点不同，导致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出现新变化，最终劳动者被隐蔽地剥削的同时其异化更为严重（见表3）。

　　第一层劳动空间指主播在平台上的直播间进行实时表演的时间与空间的集合，被称作“上播”。在其中主播制造娱乐休闲内容并与观众聊天互动、获得虚拟礼物。第二层劳动空间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指主播在平台之外进行劳动的时间与空间的集合，被称作“下播”。在其中主播与粉丝继续互动以满足粉丝的情感需要。相较于第一层劳动空间，第二层劳动空间灵活松散、贴近生活，平台与公会管理较少。其私密性使其中的劳动过程也非常隐蔽。第三层空间是劳动力再生产空间，指主播的私人生活，完全远离直播。

　　在三层空间中主播拥有不同的身份（identity），其中第一、第二层空间中的身份是商品化的“人设”。“人设”全称人物设定，指在动画、小说、电影创作中设计人物时赋予人物一定的外观、性格，使人物具有某些鲜明的特征，在娱乐产业中指明星、偶像、“网红”等包装自身，使其形象满足粉丝的消费期待①。“人设”意味着对人的外观、性格、情感等进行塑造，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人设”尽管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性别身份和劳动身份的基础上，但却是高度商品化的，它并非劳动者性别身份或劳动身份的真实归属，而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的商品。塑造“人设”是主播劳动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过程利用了“情感劳动”的不同方面。在第一层空间中，主播对“人设”的塑造侧重于“浅层伪装”，从外貌形象、表情语言、肢体动作上进行塑造，通过化妆、服装、人像处理技术等打造视觉形象。在第二层空间中，主播通过“深层伪装”从内丰富“人设”，调动特定情感与情绪与粉丝深度互动，最终重塑自我认同。不同于传统服务业中资本控制下劳动者所表现出的重复性、脚本化的情感表达，主播与不同类型的粉丝相处时调动不同的情感，高度个性化。在第三层劳动力再生产空间中，主播的身份回归于自我身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劳动和非劳动在时间与空间上分离（Perlow,1998；Thompson,1967），平台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这种分离。互联网中的“自我程控劳工”（self-programmablelabor）其劳动时间被延长，劳动场所也常常是私人空间（卡斯特，2006）。如果说主播在直播间内进行的表演是可视化的劳动过程，那么在直播间之外，主播的劳动是隐蔽的劳动，同样会消耗大量时间与精力，这即是“第二层劳动空间”。之所以会产生第二层劳动空间，是因为直播平台设置的薪资制度与直播的工作特点之间存在矛盾。在平台制定的薪资制度中，主播的工资包括保底工资和礼物收入两部分①。其中保底工资因平台而异，一些平台不设置保底工资，主播要想有收入只能依靠在直播中获得礼物；另一些平台则会设置数额较低的保底工资，能否获得取决于主播是否完成由平台制定的考核标准，如完成每个月直播总时长、礼物流水任务等。礼物收入是观众在直播间内赠送给主播的虚拟礼物所对应的人民币价值，类似于计件制工资和提成工资的结合，主播通常获得全部礼物收入的30%至45%，剩余部分由平台与公会获得，其中平台的分成在50%左右①。薪资制度高度灵活，体现为每个主播的薪资分配比例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主播只有获得足够多的礼物才能保证收入，她们往往不会在意“底薪”而努力追求礼物：

　　竞争奖励制度是另一个重要的激励机制。每个平台都设置了名目繁多的主播之间的比赛，如个人pk赛、公会赛、年度赛等。平台按照比赛时的礼物收入对主播排名，主播根据名次获得相应奖励，如获得平台推荐、提高礼物分成比例等。以J讲述的“周星评选”为例，拿到“周星”称号的主播其直播间的位置会被平台调整到全平台页面的前几位，直播间的曝光率会大大提高。然而“周星”的角逐十分激烈，取胜与否需要依靠粉丝的大量金钱投入,“抢下来少则花三十万，多则七八十万”。平台借此制造出主播之间的竞争排位赛，若想在各种比赛中获得名次和收益，主播就必须尽可能动员观众为自己“刷礼物”。

　　与这些制度相配合的是平台采用“后福特式”的灵活管理方式给予主播极大的“自由”。平台借助公会管理主播。在入职环节，面试、签约过程高度简化，一段自我介绍与才艺展示的视频便是面试流程的全部，且入职后普遍没有技能培训。平台和公会只规定固定时间段内（一般为一个月）的直播总时长，主播自主安排每天的工作时长和工作时段②；主播的工作地点通常是自己家中③；直播内容取决于主播自身，平台与公会只监管直播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法规。主播将平台和公会的管理称为“放养”，在松散的管理下她们将在激烈的工作竞争中的成败归于“完全自己的事情”：

　　平台和公司完全没必要监管你，他也不会去监管你，他唯一监管你的就是内容不违法……你做得多就拿得多，做得少就拿不多，你要想多拿就好好监管自己。（主播J）

　　“好好监管自己”说明平台将外在控制巧妙地转变为劳动者的内在自我控制，劳动者被迫“同意”平台的劳动控制。一方面灵活的管理模式下主播自主安排工作方式，另一方面平台操纵薪资制度迫使主播最大限度进行劳动。名为“自由”的劳动空间实则是平台给劳动者预留的无限大的潜在劳动空间。

　　如前所述，礼物是主播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因而主播要不断激发观众的消费欲望。这决定了主播与观众之间不是“一锤子买卖”，主播需要尽可能留住观众，将有消费能力的观众变为常客，主播称之为“忠粉”。在第一层空间主播单向输出内容，以表演为主，为所有观众共享，观众通过点歌、刷礼物、发评论等方式参与。一场直播中同时观看的人数从几十人到数千人不等，主播难以做到在直播过程中顾及每一位观众的需求。平台上主播数量众多，一些主播依靠流动性高的“路人”粉丝获得收入，被称为“吃百家饭”。主播深知这样难以保证长期的收入，因而她们会努力发展出稳定的粉丝群体。同时，高收入来自直播间内消费金额巨大的粉丝，他们被称为“土豪”“大哥”“大守护”等，他们能够为主播的收入带来“飞跃”式的提高。这类粉丝起初因主播的外貌、才艺等进行消费，但能否持续稳定地“刷礼物”则需要主播与他们建立起深层关系使其消费稳定化。仅依靠在平台上的第一层劳动空间很难长期留住粉丝，因此在主播看来，“下播”之后继续工作以留住粉丝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私下不花时间粉丝就会流失已成为共识。公会同样深谙此理，他们会提醒主播：

　　我们老板就会跟我说你要做好线下。某某某主播做得好是因为她线下做得好。就是教我和那些土豪聊天。（主播J）

　　必须指出，平台界定的劳动时间仅指主播在平台上直播的时间。尽管平台和公会默认“第二层劳动空间”的存在、深知主播需要在其中投入时间与精力，但他们不会将之计算进劳动时间之内，更不会为主播在其中的投入支付报酬。

　　塑造“人设”是主播的重要劳动内容。传统情感劳动中，劳动者根据资方的要求塑造出职业身份，外在的社会身份是情感劳动的商品化对象。劳动者的身份建构、情感管理等包含在劳动培训之中，职业身份认同深受资本控制（Leidner，1991；Warhurst&Nickson，2001；Weeks，2007）。在主播身上则是另一番样态，资本迫使主播创造出商品化的“人设”，“人设”是劳动者自我身份深刻卷入劳动过程之中后自我身份的商品化。平台和公会不对“人设”做细致设计，将“人设”形塑交给主播，主播根据粉丝偏好以内在“自我技术”（technologiesoftheself）改变自身，摸索“人设”的风格，身份生产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我刚去斗鱼的时候，公会给我的“人设”是二次元元气少女，后面走着走着就变成性感路线，走着走着就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就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换成这个路线。因为你会发现有女人味的主播明显比那些可爱的（主播）刷量要高。（主播芙兰）

　　从“元气少女”到“女人味”的转变恰恰体现出观众的审视影响了“人设”。打造“人设”的过程需要主播不断思考、设计、调整，消耗精力的同时其异化程度大大加深。不同的劳动空间中塑造“人设”的侧重点不同。第一层劳动空间内，主播通过外观突出“人设”的风格，如温柔、可爱、成熟等不同类型。服饰和妆容构成了“浅层伪装”的最基本方面，看似展现个性的符号实则是商品化的表达。主播在镜头面前管理表情并使用一些脚本化的动作，如做出“比心”的手势、输掉pk接受惩罚时展现出可怜的表情等，通过“浅层伪装”打造“人设”的外观。在第二层劳动空间中，侧重从内强化“人设”，聚焦于性格与情感的“深层伪装”。“人设”的风格定位决定了主播在第二层劳动空间中与粉丝相处时调动怎样的情感，主播需要把握“人设”的定位、按照符合定位的标准不断进行情感整饰，使“人设”变饱满：

　　性格也要按照“人设”的风格来。线上是“女神”线下还是要“女神”，就是说要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核心就是“人设”怎么定位。（主播小鹿）

　　与粉丝相处时“要温柔，尽量别发火”，因为“粉丝是花钱来高兴的”，即便遇到素质不高的粉丝她们也要学会巧妙化解。必要的隐忍、控制真实情感体现出主播从内塑造“人设”的过程。

　　第二层空间中，主播利用“深层伪装”下的“人设”与粉丝互动、陪伴粉丝、提供情感支持。针对不同类型的粉丝主播采取差异化的应对方式，根据粉丝的消费数额将其分为普通粉丝、重要粉丝与核心粉丝。互动的具体内容分为两类，其一是构建虚拟共同体，其二是与重要粉丝、核心粉丝进行个性化互动。

　　为了维持稳定的粉丝群体，“自家人”的话语被利用。谈论粉丝时主播常使用的称呼是“我家粉丝”“我家哥哥”，她们会有意识地强调“自家人”的话语，增强粉丝的凝聚力与归属感进而提高自身竞争力。“自家人”策略被运用到第二层劳动空间内，体现为主播在社交软件中建立的粉丝群，它延伸了直播间，扩展了主播与粉丝的互动空间，其灵活性与私密性为主播与粉丝间的沟通提供了便利，比如主播时常通过粉丝群动员粉丝“刷礼物”。“自家人”所构成的虚拟社交空间是主播对所有粉丝采取的最基本的情感维系策略。

　　“私人定制”的对象是有一定消费基础且较稳定的重要粉丝。从陌生人到朋友是主播对他们的定位，但隐藏在“友情”背后的是金钱关系。尽管这类粉丝在消费数额上远低于核心粉丝——与“大哥”相对应，这类粉丝被称作“小弟”——但他们是最稳定的“真爱粉”，是“时间筛选出的真正对自己好的人”。主播会珍惜并维护这类粉丝，以朋友的身份处理二者间的关系，“深层伪装”在此体现为主播有意识地调动朋友之间相处的情绪与情感，保持距离的同时对粉丝给予朋友间的关怀与照顾，给劳动者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穿上了“友情”的外衣。消费数额是识别这类粉丝的重要标准，主播J直言对粉丝的关注与“照顾”取决于礼物金额：

　　在我的直播间一次性消费超过1500块就可以加我微信，然后我会和他们私聊……直播间是一个很现实的地方，就是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你花的钱多，主播自然会对你多一些照顾。（主播J）

　　互动的核心是陪伴与回馈。此时主播提供的是脱离脚本的、高度灵活的互动。首先是陪伴粉丝并提供情感上的支持，“给粉丝当知心朋友”。这占据了第二层劳动空间内的大量时间，最常见的形式是在社交软件上与粉丝一对一聊天，“聊起来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隐蔽地挤占了非劳动时间。其次是在物质上回馈粉丝。公会时常提醒主播以实物回馈粉丝，如送印着主播照片的明信片、抱枕等。但公会提供的是送礼物“模板”，主播认为这难以突出某些粉丝的特殊地位，因而她们会以“私人定制”的形式打造个性化礼物，如芙兰在中秋节时亲手做月饼赠送给粉丝，以此使粉丝获得“私人定制”的亲密感：

　　中秋节到了公会就会跟我们说记得给粉丝寄月饼。那我就觉得去买的话没太大意义，我就亲手做送给他们。那个很费时间的，我送了十几个人。区别对待就是对我多花一点心思的粉丝，我就送他们一盒，然后对我只花了那么一丢丢的我就会送一个，但都是我亲手做的。（主播芙兰）

　　在粉丝过生日时“私人定制”更明显，当重要粉丝过生日时，主播会将当天直播间的名称改为“祝某某生日快乐”，还会送生日礼物。实际上，“私人定制”隐蔽地对主播的劳动技能产生了影响，体现为主播为迎合粉丝的偏好而更新劳动技能。最常见的是网络游戏技能，陪粉丝玩游戏被视为联系感情的重要方式。才艺也是“私人定制”的体现，如小鹿的粉丝中有粤语歌爱好者，她在直播之余学唱粤语歌以满足这部分粉丝的偏好。

　　“私人定制”的极端化是发展亲密关系，是主播针对核心粉丝采取的策略。这类粉丝在直播间内消费金额明显高于其他粉丝，被称为“大哥”，他们的消费能够为主播带来可观的收入。尽管每位主播“家中的大哥”的消费水平不同——几千、上万、数十万甚至更多——但所有主播都会格外留意这类粉丝，将他们奉为自己直播间内的“贵宾”。与一般观众相比，这类粉丝常不惜“斥巨资”，暗示他们“别有所图”：

　　大哥花的钱多是因为他们想追主播，一般看直播逗乐子的人不会花那么多钱刷礼物。花钱刷礼物只是他们追人的一种方式罢了。（主播雪梨）

　　主播直言“亲密关系”是这类粉丝的需求和目的，因而她们会利用粉丝渴望亲密关系的心理巧妙地“挣暧昧钱”，策略是识别“土豪”然后采取策略将之留住。激烈的竞争从直播间内延伸至第二层劳动空间中，由于“大哥”会光顾众多直播间，而“富有的（粉丝）也就那么多”，因而主播充分利用第二层劳动空间努力争取作为“稀缺资源”的“大哥”。暗中“挖人”、私下联系竞争对手“家里的大哥”的情况时常发生，此时更加考验主播的维护能力。挣“暧昧钱”意味着亲密关系进入劳动者与顾客的关系之中，“深层伪装”发生了重要改变——主播有意识地将亲密关系里的情绪和情感调动起来，花时间了解每位“大哥”的情况之后，给予他们深切的关心与照顾，这意味着程度更深的情感劳动。主播常“打情感牌”，调动对方情绪以拉近距离，如对“大哥”使用亲昵称呼、以情侣间的方式相处；“对大哥撒娇”、调动渴求保护的情感以博取同情心等。最为重要的是“共情”，主播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及时给予其情感支持。正是因为身处第二层劳动空间，一些主播甚至利用其私密性，周旋于不同“大哥”之间，以“恋爱”作为幌子伪装出亲密关系以达到获取礼物的目的：

　　还有偷偷和粉丝谈恋爱的，不是真的谈恋爱，就是她给每个大哥都说我们谈恋爱，但是工作原因你不要告诉别人，跟好几个大哥都是这样的关系，就是骗礼物。（主播J）

　　第二层劳动空间的灵活性与私密性为主播稳定粉丝、动员粉丝消费提供了便利。主播针对不同粉丝采取不同的应对与管理策略，使之稳定进而刺激消费。不同于第一层空间中侧重于整饰外貌仪表的“浅层伪装”，主播在第二层空间内进行的是更为复杂的“深层伪装”，第二层劳动空间的存在使主播在“人设”中加入了大量复杂的情感表达，“人设”以及嵌入进“人设”中的情感和亲密关系被深刻地商品化。

　　第二层劳动空间的存在对劳动者而言是“甜蜜的悲哀”。回馈反映在礼物收入上，在其中投入多常常能为主播带来可观收入。然而高回报背后是主播做出的“牺牲”，即深刻的劳动异化。首先，劳动时间、空间无限扩大导致劳动力再生产时间、空间被极大程度地挤压，全年无休、每天“围着直播和粉丝转”是常态；闲暇时间少、足不出户更是加剧了主播心理上的疲惫与负担，以至于出现“心情特别糟，但开播还得笑”的反差。其次，主播的劳动身份与自我身份之间异化严重。“人设”的产生意味着异化劳动瞄准了人本身，将人自身变为异己的存在，人和人的类本质都深陷异化的漩涡。面对粉丝时，主播“就像被按了一个开关一样”开启“人设”，“人设”与真实身份之间普遍存在割裂，长此以往“人设”会侵蚀自我。一些主播为了吸引粉丝会利用与自我身份相去甚远的“人设”，如“剑走偏锋”“毒舌”等，甚至年龄在“人设”中也可以重新“设定”，换言之自我的一切都可以人为调整：

　　（认识的主播）三十多岁了，有孩子，但她还是卖小女生的“人设”。她不唱歌的时候吊着嗓子和粉丝讲话，听起来嗲嗲的像个高中生，一唱歌声音就变粗了。（主播J）

　　最后，主播普遍缺乏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吃青春饭”暗示着其高度不稳定性。一方面，主播在劳动中难以实现自我价值，“挣钱”被视为这份工作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另一方面，主播之间“真真假假”、竞争激烈而难以结成职业共同体。面对种种挤压，主播在第三层空间内暗自抗争以争取工作与生活的分离，如对工作时间进行灵活拆分以创造闲暇时间；利用不同微信号，“一个私人、一个加粉丝”，从而争取“人设”和自我的分离等。在这一过程中有人退出，有人默默抗争，也有人难逃金钱与欲望的吸引。在平台设计的规则中，她们注定处于弱势一方，最终不得不用命运自主的虚假意识麻痹自我：

　　确实很多人会迷失自己，更多的是被钱征服……这个行业没错，它只是会催生很多急功近利的心理。做直播是个人的选择，做什么工作都要付出。（主播Molly）

　　“人设”及其背后的异化劳动将三层空间串联起来，“人设”使三层空间逐层挤压、嵌入。主播开辟第二层劳动空间时，第一层空间的浅层表演延续至第二层并深化，促成饱满的“人设”，第一层空间悄然侵入第二层。当“人设”与真实自我存在反差时，主播在二者之间反复跳跃，异化是一二层劳动空间与劳动力再生产空间在主播身上的内在割裂。当主播深刻扮演“人设”、长期代入“人设”的气质时，一二层劳动空间持续侵入第三层空间，“人设”内化进真实自我，商品化身份与真实自我混融。“人设”、异化、情感劳动于三层空间中塑造出“网红”劳动的生命，劳动者的异化过程更加复杂和深刻。

　　网络经济时代平台技术对非物质劳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平台灵活、自由、非正式的特点为普通人提供了参与其中的机会，同时也使劳动过程更加复杂。基于田野调查本文讨论了女性网络主播的劳动过程，在主播身上我们看到网络平台技术深刻改变了周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相比过去40年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世界工厂景观，如今服务业在平台经济的作用下发展出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空间上，资本以低成本的虚拟网络空间的形式实现积累；时间上，资本通过制度设计使劳动者以内在“自我技术”将自身逐渐异化。在这场网络平台技术的巨大革新中，经典马克思主义聚焦的“将自然物变成人为物”的劳动过程已退居次要位置，生产的主题变成了“将人、生活和情感变成商品”。

　　诚然，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穿透这些新劳动过程。首先，我们看到的不是劳动者的自由选择，恰恰相反，劳动者变得更加不自由。本文使用“劳动空间在延伸”的提法，希望揭示平台制度创造了难以察觉的劳动空间，无形中延伸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其次，人的“类本质”被不断剥夺，这是本文用“三个身份”揭示的过程。“人设”在此是一个关键概念——一个将人的类本质转换成商品的关键。“人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早已将商品化的目标对准了人，人成为了可以任意设定的商品化对象。最后，平台是导致劳动过程改变的始作俑者。“自由”是平台向主播发出的邀请，但同时平台的制度将主播置于“自由”的阴影下，迫使主播进行自我监督和自我规训，平台的控制更为隐蔽，对劳动者的剥削也更为严重。

　　网络主播让我们看到一个高度精巧的异化骗局：在直播的场域中，劳动者与消费者看似高度自由，一切就像“自己的生活”。但正如本文试图揭示的那样：一切都是资本的制作——娱乐、“人设”、虚拟礼物、“亲密关系”等都是资本的产物。更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者清楚自身的境遇、清楚自己的人生在被全面地商品化；顾客也同样知道这一切只是游戏，背后是平台的利益。但是，正是网络虚拟世界的暧昧、矫饰、金钱的隐蔽传递使得“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可以忍受，从资本家到劳动者到顾客，所有人都生活在不愿说破的幻象里，这似乎是网络主播在资本世界里的生命力——一杯止渴的鸩酒，一剂给资本主义疗伤的资本解药，一条寄生在寄生虫身上的寄生虫。或许，只有通过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即包含劳动、人的制造物因其流通能力而对人本身造成的支配，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个过程。